汉英词典的编纂始于19世纪，最初不是为中国学习者，而是为西方学习者而编纂的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讲道，传播基督教义，需要掌握汉语。西方驻华使团外交人员，需要掌握汉语。西方商人来华经商，也需要掌握汉语。这批最早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西方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，都离不开汉语这个交际工具。他们需要有本汉英词典，以便更好地学习和应用汉语。
第一部汉英词典是英国人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编写的。他是英格兰长老会牧师。1807年9月8日，马礼逊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帮助下来到广州传教。他是基督教新教教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。他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，以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艰苦地编写了一部汉英—英汉对照的词典。自1815年至1823年，他在澳门出版了三卷本《汉英词典》。这部词典对19世纪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1869年，英国人乔治·卡特·斯登特（George Carter Stent）以英国公使馆护送团成员的身份来到北京。后来加入外国海关署，曾在芝罘（现烟台）、上海、温州、汕头和高雄等地海关任职，直至1884年去世。他编了一本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（《汉英北京方言词汇》），于1871年初版，并于1877年再版，此书当时流传甚广。他还在1874年出版了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（《汉英袖珍词典》）。
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（Donald MacGillivray）1888年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。他最先抵达上海，买了斯登特的《汉英北京方言词汇》，觉得对他在华传道十分有帮助。但他发现其中有些错误，而且有些陈旧，没有及时收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新词。他跟随中国教师学习汉语时，对照该词典，不断进行修改。1896年，他开始全力以赴修订此词典，删改陈旧词语，补充新近流行的词汇，内容大大超过原书。1898年完稿，交上海美华书馆出版。但是他保留原书名，仅注明季理斐修订。他此后继续增删，修订，于1911年第三次修订，更名为A Mandarin－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，now current，其汉语名称为《英华成语合璧字集》。标明编者为季理斐，并注明“据斯登特《词汇》之法”。
1899年，汉学家Chauncey Gooderish写道：“一位未来的汉学家修订了这部词典，使之焕然一新。人们首先注意到季理斐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将每个词注上了声调，使之在这方面几乎成了权威……它的容量大大增加，有了大量的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口语词汇。它们的定义清楚而准确……”这部词典深受读者欢迎，从1898年至1930年共修订了9次。词典以汉字的罗马拼音顺序安排。每个汉字条目在左边是其罗马拼音，右边是其英语释义，便于查找。词典后面附有部首、偏旁、以及汉字索引，以便检索。
这部词典的第三版出版于1911年。第三版所收词汇大体分为四类。一是汉语常用词汇，主要是生活词汇，近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；以p．258为例，有下列条目：下帖请客、下点功夫、下透了、下葬、下次、下午等。二是清末时依然流行，但是现在已不通用的词汇；以p．907为例，有右侍郎、右堂、雍熙、雍睦等条目。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的事物或典故，这些条目主要收录在词典后面附录的Notes内，具有详尽的英语说明。例如：招亲、招婿、招驸马、招魂等。四是清末刚出现不久的词汇，其中大部分至今依然应用，人们对其已经习已为常，仅有个别的改变了说法。这些条目主要收录在词典后面附录的Modern Literary and Other Combinations内。例如：爱国、债权、常备军、昭信票（即“政府债券”）、真空、侨民、殖民地、治外法权、警察局、劝业场、法制、选举权、红十字会、议员、议院、入场券、股利、股董、公益、国债、国际法、列强、留学生、拍照、拍卖、保险、博览会、博物馆、三权鼎立、社会主义、德育、自治、自然淘汰、唯物主义、有限公司和运动会等。1911年，正值辛亥革命爆发、清王朝政府被推翻的一年。这部词典所收录的新词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教育和自然科学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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